减刑、假释新规定的亮点在于通过互联网公示

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、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》。《规定》第3条明确：“人民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、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。”最高法新闻发言人介绍，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，明确“公示期限为五日”。

　　对减刑、假释事项的重视，对应的事实是现实中减刑、假释执行得过多过滥。所谓减刑与假释，作为刑罚执行制度，其本意是减少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罪犯的狱内刑期，使之早日复归社会，但如今减刑与假释却逐渐成为司法不公和腐败的一个黑洞。一则媒体数据称，全国目前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，但同为在押的贪腐官员获减刑、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该比例。过于泛滥且集中在“前官员”群体身上的减刑、假释，招致的是沸沸扬扬的争议，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甚至在两会上建议取消假释制度。

　　关于报道中的相关减刑、假释数据，或许还有着进一步验证的必要，但对减刑、假释制度进行一次腐败层面上的检视，却刻不容缓。为什么原本包含司法善意的减刑、假释制度会在具体执行中走偏？观察者们对此早有讨论，但汹汹意见归结起来无非一条，那就是此类执行的相对封闭性。诚然，司法运行有其特殊之处，但于当下的制度安排中，减刑、假释决定的给出，依旧多集中在从监狱到法院的单一运作程序中。封闭式的操作，事实上无处不在的权力影响，那么出现指向官员的减刑与假释腐败实在不足为奇。

　　所以此次最高法减刑与假释新规的最大亮点，显然在于“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”。常识无数次告诉我们，法的善意只能以严格的程序监督来兑现。如果说减刑、假释流程的启动权和决定权所属暂时是不可改变的，那么需要增加的无疑是对减刑、假释结果的外在监督，公示正是一种看得见的监督力量。而将公示上升到互联网层面，则无疑是一种对监督权的主动拓宽。

　　无透明则无制约，无监督则无公平，它们恰是最高法此次减刑、假释新规致力于体现的价值导向。只有让过程变得透明，才能经由程序性的重构杜绝相关腐败。恰缘于此，在新规之后，一方面执行细则还应出台，我们看到最高法的表达仍然是“原则上”，这未免依旧留存弹性空间；另一方面，要公开还要追责，它们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两翼。在互联网公示外，我们亦期待多一些对减刑假释腐败的切实追责。有如影随形的监督，有从未远离的责任厘清，减刑与假释才能重新回到激励性的起点。